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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足石刻看宋史④|这支民间“施工队”创造了13世纪石窟艺术的辉煌

2026-08-27 17:18

  提及大足石刻,不少人脑海里首先跳出来的便是宝顶山上那密密麻麻的石窟造像,可你知道吗,这漫山造像是由一个扎根民间的职业匠人群体开凿而成的,他们以家族班底为单位,师徒相传、父子相继,拥有独立承接大型工程的能力。

  正是这支民间石刻“施工队”,用70余年光阴,在一片山谷中创造出了13世纪石窟艺术的辉煌。

  8月25日,在大足石刻与宋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馆员米德昉以《宝顶山石窟:突破主流范式的新格局》为题,揭开了宝顶山石刻营造中的诸多秘密——从规划理念到造像布局,从施工组织到独特创造,这群工匠用他们的巧手留下了一部值得后人反复阅读的“石窟营造传奇”。

  要聊这群民间工匠有多牛,不得不先提到宝顶山石刻营造的“总设计师”赵智凤。

  据南宋昌州军事判官席存著所撰铭文记载,赵智凤绍兴三十年(1160年)出生于大足米粮里,16岁外出求学,返乡后便开始筹划营建宝顶山。此后70余年,他几乎将所有心血倾注于此。

  米德昉给出了答案,与传统石窟多为不同时代、不同工匠、不同出资人各自为政的“接力”完成不同,宝顶山的营建遵循一个核心理念:统一规划、整体施工。

  “这种由单一主体组织营建完成整片石刻的过程,在石窟史上极为罕见。”米德昉说。

  赵智凤“一张图纸干到底”的方式,带来了一个直接的结果:宝顶山大佛湾绵延500米的崖壁造像,题材之间环环相扣,并非随意拼凑。

  从《牧牛图》到《六道轮回图》,再到讲述孝道的系列造像,整套图像体系如同一部“崖壁教科书”,彼此呼应、层层递进。

  米德昉分析认为,南宋时期大足所在的昌州已是川东地区的政治文化枢纽,当地造像风气兴盛,北山、石篆山、石门山等处已有大量石窟遗存。赵智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宝顶山另起炉灶。

  米德昉指出,在宝顶山石窟造像营建之前,川东地区已是宋代石窟营造最为集中的区域。大足、安岳两地,活跃着一批技艺精湛的石刻工匠家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文氏家族。

  从第一代文昌,到第二代文惟简、文惟一,再到文居正、文居用、文仲璋、文孟周等后代,文氏家族的雕刻技艺代代相传。

  米德昉举了一个例子:大足石刻石篆山上,国内罕见的三教造像同处一窟,就出自文惟简父子之手。这说明他们具备同时承接各类题材的能力,是一支全能的石刻“施工队”。

  此外,宝顶山的工匠群体,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与本地其他石窟大量镌刻匠师姓名的做法不同,宝顶山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工匠署名。

  米德昉认为,这很可能是刻意规定——个人信息不予留存,功劳归于整体。“但通过对造像风格的比对分析,我们认为文氏家族第六、七代匠人参与了宝顶山石窟造像工程。”

  这些工匠以家族班底为单位,师徒相传、父子相继,拥有独立承接大型工程的能力。正是这个扎根民间的职业匠人群体,构成了宝顶山施工的主力军。

  与同期其他石窟规整划一的龛窟形制不同,宝顶山石刻工匠“直接顺着崖面自然走势因地制宜镌造佛像,尽可能保留了山形原貌”。有凸起的岩石就刻半身巨像,有曲折的崖面就刻绵延数十米的连续画面,这种做法在石窟艺术中极为罕见。

  建造宝顶山石刻的工匠们,虽然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却用刻刀在一方崖壁上留下了一个时代的技艺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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