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8-18 07:38
综述目的: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 multiforme, GBM)是一种侵袭性原发性脑肿瘤,预后差、功能衰退迅速,并伴随心理痛苦。尽管GBM患者在癌症患者中似乎属于自杀风险最高的人群,但缺乏最新的文献综述。本综述总结了GBM患者自杀风险因
综述目的: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 multiforme, GBM)是一种侵袭性原发性脑肿瘤,预后差、功能衰退迅速,并伴随心理痛苦。尽管GBM患者在癌症患者中似乎属于自杀风险最高的人群,但缺乏最新的文献综述。本综述总结了GBM患者自杀风险因素、筛查方法及自杀干预策略的最新证据。近期发现:自杀风险在GBM诊断后第一年内最高,且与年龄较大、男性以及肿瘤相关因素(如幕上位置)有关。神经认知功能下降和功能状态不佳等其他因素也可能有所贡献。来自更广泛肿瘤人群的新证据提示,士气低落(demoralization)和存在性痛苦(existential distress)可能是相关因素,但这些尚未在GBM队列中研究。糖皮质激素、抗癫痫药物、化疗和放疗所致的治疗相关精神不良反应也可能影响精神疾病并介导自杀风险。患者健康问卷-9(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HADS)和哥伦比亚自杀严重程度评定量表(Columbia-Suicide Severity Rating Scale, C-SSRS)等筛查工具已与临床访谈联合有效用于GBM患者的自杀筛查。基于证据的自杀减少干预措施包括心理治疗、安全计划、限制致命手段和照护者支持。总结:GBM是自杀率高于几乎所有其他癌症的诊断,现有文献确定了与该人群中自杀相关的人口统计学和肿瘤特征。存在有效的干预措施来识别和支持这些患者。未来的研究应系统性地测量在更广泛肿瘤人群中已识别的风险因素,以确定额外的GBM特异性自杀风险因素。
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 multiforme, GBM)是一种侵袭性原发性脑恶性肿瘤,预后差,功能衰退迅速。尽管经过治疗,GBM患者的中位生存期约为12–15个月,五年生存率低于10%,病程常伴随生活质量低下。诊断后,患者可能变得士气低落和抑郁,并可能产生自杀意念或死于自杀。脑和神经系统癌症属于自杀风险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中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和其他高级别胶质瘤的自杀风险最高。在脑癌自杀死亡中,62.1%发生于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患者。
作者在PubMed/MEDLINE和Cochrane图书馆进行了全面的文献检索,重点为2016年至2026年间发表的文章,纳入英文原创研究、系统综述、荟萃分析和临床实践指南,排除病例报告和社论。主要检索将“胶质母细胞瘤”“胶质瘤”“脑肿瘤”“颅内肿瘤”等术语与自杀和心理结局相关术语(如“自杀”“自杀意念”“抑郁”“士气低落”“心理痛苦”“生活质量”)相结合。次要检索针对药物相关精神效应(“”“左乙拉西坦”“替莫唑胺”“贝伐珠单抗”与“神经精神”“精神”“行为”结合)、筛查工具(“PHQ-9”“HADS”“哥伦比亚自杀严重程度评定量表”与“脑肿瘤”或“癌症”结合)、心理治疗和自杀预防干预(“认知行为疗法”“意义中心心理治疗”“安全计划”“自杀预防”与“癌症”或“胶质母细胞瘤”结合),以及基于登记数据的癌症自杀流行病学(“SEER”“癌症登记”与“自杀”和“脑”或“癌症”结合)。当近10年无更新的等效文献时,纳入了部分开创性引文。本综述旨在综合现有文献,识别自杀风险最高的GBM患者,并总结基于证据的评估和管理策略,以降低自杀风险并改善生活质量。
多项分析一致发现年龄较大与GBM患者自杀风险相关。一项医疗保险数据分析显示,GBM自杀死亡者中82.8%为44岁及以上患者;另一项研究发现,颅内恶性肿瘤患者中,年龄较大(60–79岁)是自杀的独立危险因素,标准化死亡比(standardized mortality ratio, SMR;SMR = 观察结局数/预期结局数)为3.54。性别也是危险因素:一项基于监测的研究显示,GBM自杀死亡者中93.1%为男性;其他研究将男性确定为GBM自杀的独立危险因素,SMR为1.78。这些估计反映的是自杀死亡而非自杀未遂。许多自杀未遂是非致命的,死亡率因方法不同而差异很大。目前尚无GBM人群研究纳入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的负担。在一般人群中,男性与年龄较大是自杀的危险因素,理论认为这与使用更致命的方法(尤其是火器)有关。一般人群中,女性自杀未遂的可能性是男性的两倍,但男性死于自杀的可能性是女性的四倍。这一现象被称为自杀中的“性别悖论”:女性尝试更多但成功较少,反之亦然。这些发现可能也适用于GBM患者,但尚无文献系统测量自杀未遂,仅测量了自杀完成。
社会经济风险因素尚未在GBM人群中研究,但一项大型SEER癌症患者分析发现,医疗补助保险(SMR 1.72)和无保险(SMR 1.66)与显著更高的自杀风险相关;另一项研究显示,来自最低收入县的患者在诊断后超过10年仍持续存在较高的自杀风险。
针对恶性颅内肿瘤(包含GBM和其他侵袭性原发性脑肿瘤的广泛类别)的研究发现,幕上肿瘤位置与自杀独立相关。胶质母细胞瘤组织学本身在脑肿瘤中自杀风险最高(SMR 4.05)。这种关联可能反映了该区域肿瘤相关的神经认知和功能缺陷。约90%的幕上肿瘤患者会出现神经认知功能障碍。这些肿瘤与较高的运动和执行功能障碍及人格改变相关,理论上会影响日常生活活动、工作和独立性。一项回顾性研究发现,累及额叶的肿瘤与术后抑郁评分显著相关,进一步支持肿瘤位置不仅影响神经功能,也影响精神疾病发生率。
士气低落(demoralization)是一种临床构念,未被正式认定为《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DSM)诊断。其特征为主观无助感、绝望感和放弃意愿,与重型抑郁症的区别在于缺乏持续情绪低落或快感缺失。尽管尚无专门评估GBM患者士气低落的研究,但来自更广泛肿瘤人群的证据提示其临床相关性。一项纳入430名肿瘤患者的研究中,21%的患者出现士气低落,但仅7%的样本中士气低落与心境或焦虑障碍共病,意味着约三分之二的士气低落患者并未患有焦虑或心境障碍。该研究中,在控制焦虑或心境障碍等精神障碍后,士气低落与自杀意念的相对风险为2.0(CI 1.1–3.5)。另一项中国303名癌症患者的横断面研究发现,士气低落和抑郁均为自杀意念的独立危险因素(士气低落比值比(odds ratio, OR)为5.85;抑郁OR为6.68),但该研究未控制混杂因素。此外,近期一项系统综述将士气低落确定为癌症患者自杀意念的重要危险因素。基于这些发现,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痛苦管理指南明确将存在性痛苦/士气低落列为独立实体,并建议筛查和处理这一问题。
GBM诊断后自杀风险并非呈线性轨迹。多项研究确定诊断后第一年内风险最高,随后风险通常随时间下降。一项研究显示,第一年内SMR为3.05(95% CI, 2.04–4.37),之后为1.17(95% CI: 0.82–1.63)。另一项研究也发现,死于自杀在诊断后第一年最高(SMR = 13.04),但调整后并非独立预测因素。与这些发现相反,一项脑癌患者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自杀意念在诊断后6至9个月达到峰值,提示自杀意念实际上可能在诊断后数月增加。对于GBM人群风险随时间下降的现象,已有多种解释,包括初始诊断的心理冲击、随时间推移心理社会支持改善、症状管理改善,以及竞争死亡风险等方法学问题。在痴呆患者中,疾病进展伴随身体和认知衰退被认为对自杀具有保护作用,但这一观点尚未在GBM人群中考虑。由此推论,GBM晚期发生的认知衰退和谵妄也可能导致该人群自杀风险降低。
在一般人群中,患有精神障碍会增加自杀风险。因此,共病精神疾病可能进一步增加GBM患者的自杀风险。一项排除了既往精神科诊断患者的前瞻性观察研究中,自杀意念与较高的抑郁评分显著相关,但自杀意念也常见于无临床抑郁的患者。临床医生应认识到,自杀意念可能独立于重型抑郁症发生,因此需要专门筛查自杀意念。
GBM患者常接受与精神后遗症相关的药物治疗。例如,常用于治疗瘤周水肿。可能产生剂量依赖的失眠、易激惹、抑郁症状和精神病性症状。ABCD试验研究了肿瘤患者接受8 mg每日两次持续1周,随后4 mg每日两次持续1周的情况,这些患者神经精神不良事件发生率较安慰剂增加18%。此外,GBM患者对癫痫高度易感,抗癫痫药物(anti-epileptic drugs, AEDs)常用。虽然许多AEDs与精神副作用相关,但左乙拉西坦是临床最相关的药物之一。它经常产生非精神病性行为症状,包括易激惹、激越、抑郁、情绪不稳,根据FDA标签,相对风险较安慰剂增加7%。替莫唑胺(temozolomide, TMZ)是GBM的标准化疗药物。在动物模型中,TMZ和放疗可产生小鼠焦虑和抑郁样行为,但在人类中,针对高级别胶质瘤的回顾性研究提示,关于TMZ认知效应的担忧更可能归因于肿瘤进展而非TMZ本身。贝伐珠单抗获FDA批准用于复发性GBM,但与安慰剂相比,其与情绪和认知恶化相关。GBM患者中,放疗与神经精神症状相关,但这些结果因较大和较高级别肿瘤更可能接受放疗且这些肿瘤本身与神经精神效应独立相关而受到高度混杂。
在GBM患者中,患者健康问卷-9(PHQ-9)和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是研究最广泛且经过验证的焦虑和抑郁筛查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将阳性截断值从普遍接受的8+分调整为10+分可优化敏感性和特异性。在更广泛的癌症人群中,提高截断值也被证明更准确。这是为了减少由癌症驱动的躯体症状(如疲劳、睡眠障碍、食欲改变和注意力难以集中)造成的假阳性,这些症状是GBM患者因癌症本身而非抑郁所经历的。如前所述,该人群在无抑郁情况下也会出现自杀意念,因此应使用特定的自杀筛查工具,如哥伦比亚自杀严重程度评定量表。一般最佳实践建议包括定期筛查,在高风险时期或对高风险患者增加筛查频率。没有筛查工具是完美的,可能出现假阴性。筛查应始终与直接临床询问相结合,如可行,还需与家属等旁系信息提供者讨论,并由多团队成员协作。
如前所述,患有GBM的老年男性风险较高,而这也是最可能拥有火器的人群。强烈建议进行致命手段咨询(lethal means counseling),因为这能改善火器锁存实践。火器约占美国自杀的50%,病死率为85–90%。即使患者尝试其他方法自杀,其他手段的致命性也远低于火器。自杀安全计划也是基于证据的自杀预防简短干预措施之一,包括识别警告信号、内部和外部应对策略、社会支持、危机联系人和致命手段咨询。一项系统综述发现,纳入安全计划的简短干预措施与降低自杀未遂率的关联最为一致。
对于经过筛查、访谈并被诊断为重型抑郁症的患者,治疗可能包括心理治疗和药物管理。目前尚无随机对照试验评估原发性脑肿瘤患者抑郁症的药物治疗,这是文献中的一个显著空白。事实上,一项2023年对超过1700名患者的汇总分析发现,化疗维持周期4时使用抗抑郁药与较差结局相关。另一项大型综述发现,在调整协变量后,抗抑郁药与更差的生存率相关。这两项研究均提示,抗抑郁药使用是疾病严重程度的标志,而非不良结局(如疾病进展和功能恶化)的原因。抑郁本身已被证明与GBM患者的总生存期独立相关;处方抗抑郁药的患者生存较差,这使得区分药物效应与适应症混杂变得困难。目前没有高质量证据评估抗抑郁药在改善GBM或脑肿瘤患者生活质量方面的有效性。
心理治疗模式已被证明对GBM抑郁患者和一般癌症患者有效。在GBM患者中,由护士提供的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CBT)与常规护理相比显著降低了焦虑和抑郁。在更广泛的癌症人群中,一项253名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报告,与支持性团体心理治疗相比,意义中心团体心理治疗(Meaning-Centered Group Psychotherapy, MCGP)显著改善了精神幸福感、生活质量,并降低了抑郁、绝望感和加速死亡愿望。基于这些发现,一项2024年随机对照试验直接将MCGP与个体CBT在癌症患者中进行比较,发现MCGP在改善生命意义、目标和人生目标方面更有效,在改善癌症幸存者抑郁方面与CBT同样有效。综合来看,部分数据直接证明了CBT对GBM的疗效,而其他模式(如MCGP)已被证明对一般癌症患者有效。
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是一种改变生命的诊断,其自杀风险显著增加,且增加程度高于许多其他癌症。一些在更广泛人群中与自杀相关的特征,如男性、年龄较大和抑郁等人口统计学因素,并不出人意料。在GBM人群中,幕上位置等肿瘤特异性特征和士气低落等症状相关特征值得注意。一个特别高风险的时期是诊断后第一年内;一些数据提示风险在诊断后第一年内增加。
使用经过验证的抑郁和自杀筛查量表进行筛查至关重要,需注意已知即使在没有抑郁症状的情况下也存在自杀风险。由于脑肿瘤与抑郁的躯体症状重叠,验证量表可能需要更高的阳性截断值。应考虑采用多学科治疗策略,包括心理治疗、药物管理、适当活动和照护者支持。
关于GBM患者自杀风险的文献存在显著空白。大多数研究为回顾性综述,有时缺乏临床重要变量。例如,士气低落似乎是癌症患者自杀的危险因素,但这些因素尚未在GBM患者中专门测量。此外,需要更强有力的前瞻性研究,特别是评估抗抑郁药的获益。虽然理论上抗抑郁药应产生与其他人群相似的结果,但高质量研究尚未证实这一点。
最近一项对过去25年GBM研究的文献景观分析指出,相对于分子和治疗研究,研究者对GBM心理影响的兴趣相对较低。尽管治疗的持续进步仍然至关重要,但在当下关注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理状态同样重要。未来的前瞻性研究应系统评估心理变量(包括士气低落),以确定其对GBM患者抑郁、生活质量及自杀风险的影响。
GBM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功能差和预后差与自杀风险相关。在更广泛的肿瘤学背景下,士气低落与自杀意念相关。患者害怕随时间推移成为更重的负担,许多患者最终需要越来越多的支持。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在缺乏心境或焦虑障碍的情况下,士气低落已被证明是其他癌症人群的危险因素。抑郁是一种扭曲、消极思维的疾病,但在某些人中,自杀思维可能较少受抑郁认知影响,而更多受感知到的自主性丧失、进行性残疾以及由此产生的存在性痛苦影响。